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的七堂课（五-七）

第五堂课：高人指点。

1933年，奥地利人德鲁克从德国的汉堡来到英国的伦敦，在一家小型的私人银行做经济师并兼任合伙人的执行秘书。在这里工作了大约三个月之后，银行的创始人找德鲁克谈话了：“你现在已经从原来的经济分析师提升为执行秘书，可是就仍然干的是经济分析师的活，到底执行秘书应该干什么?怎么才能做一个称职的执行秘书?很显然你没有做到。”

一开始德鲁克还接受不了，感到很恼火，慢慢地德鲁克意识到创始人是对的。

也就是从那以后，德鲁克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工作风格。此后，每当担任一个新的职务时，德鲁克都会问自己，“为了在新的岗位上提升效率，我应该做什么，怎么做?”德鲁克发现，他一生中变化了无数的职位和岗位，但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。

德鲁克总结自己做管理咨询50多年来的经验发现，在所有的组织中，那些被提拔起来的，担任新岗位的干将，没有几个人能够成功的。为数不少的人彻底失败，大多数人平平淡淡，成功者寥寥可数。

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是“新瓶装旧酒”，“以不变应万变”，慢慢地就变得平庸了。德鲁克说，没有人能够自己发现这些不足，一定需要有高人指点迷津。

第六堂课：反馈比较。

1937年，德鲁克从英国来到美国。大约到了1945年的时候，德鲁克选修了三年的课程研修欧洲现代史，尤其是15世纪和16世纪。德鲁克发现，有两个欧洲机制成为推动欧洲发展的动力，一个是南方天主教的耶稣会，一个是北方新教的加尔文教会。两者的成功都归为同一个因素：目标和结果比对的学习方法。

每当一个牧师做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或者是做某一项决策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把所要达到的目标写出来，9个月之后，他们会把实际的结果和原先的期待做比对，看看那些地方做得好，优势是什么?下一步要做什么，要改那些习惯?那些是没有做好的地方，那些是不擅长的地方?

发现这种目标与结果的比对方法之后，半个世纪以来德鲁克都是这么做的。德鲁克说，因为这样可以显示出什么地方需要提高、完善，最后也显示出一个人不能做什么，因此以后就不要逞强。知道个人的优势所在，知道怎样提高自己的优势，知道自己的软肋在哪里——所有这些都是进一步学习的关键所在。”

第七堂课：熊彼特的启示。

经济学家熊彼特生前是德鲁克父亲的好友，早在1902年德鲁克的父亲一面是奥地利财政部的公务员，同时也在大学里讲授有关经济学的课程，而19岁的熊彼特就是听课的学生。在德鲁克父亲的印象中，熊彼特精力旺盛、傲慢自大、生硬粗暴、不可一世。

1950年1月3日，父亲带着德鲁克拜访了重病中的熊彼特，这时的熊彼特已经是一个66岁的老人，他对德鲁克的父亲说：“我现在已经明白，仅仅记住个人的著作和理论是远远不够了，除非一个人能够给别人的生命带来不同，否则他做的也没有什么稀罕之处。”

要知道，熊彼特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看待人生的。德鲁克的父亲记得熊彼特在30岁的时候，风华正茂，刚刚发表了两部著作，其中就有《经济发展理论》。当时，熊彼特夸下海口说，他最想让人记住的是“欧洲漂亮女人最伟大的情人，欧洲最伟大的骑士——也许还是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。”

五天之后，也就是1950年1月8日，熊彼特离开了人世，终年66岁。

德鲁克永远不会忘记熊彼特和父亲的那次对话，他从中得到了三点启发：一、人必须自问，希望他人在自己身后记住他什么;二、人应该随着年龄而有所改变，不仅是个人的成熟度有所改变，同时也要随世界的改变而改变;三、能让他人的生命有所不同，是件值得后人记住的事。(人无善志，虽勇必伤)

2013年09月10日10:55 来源：和讯网

摘编自《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》 出版社：东方出版社

人物简介：彼得.德鲁克(Peter F.Drucker，1909.11.19~2005.11.11)，现代管理学之父。彼得.德鲁克于1909年生于维也纳，祖籍为荷兰，后移居美国。德鲁克家族的先人在17世纪时从事书籍出版工作。德鲁克的父亲为奥匈帝国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。母亲是率先学习医学的妇女之一。德鲁克从小生长在富裕文化的环境之中，其1979年所着的自传体小说《旁观者》对其成长历程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。彼得.德鲁克在管理界是受人尊敬的思想大师。